本文原为在美国福瑞尔馆藏西湖图古画中发现杭州大佛寺内北宋大石佛图像而写，不意深入追考时，竟考证出五大重要发现，且论证涉及文化人类学、语音学、地名学、考古学、先秦史学、佛教文献学、佛教造像史学、中国美术史学、南宋史学等多类学科，亦蔚为奇观！此五大重要发现分别是：
一是古老的石头会说话，考证发现大佛寺内“钱秦石宋大佛”奇石就是文献记载中杭州最古老地名“钱唐”之源头，这是前所未有的新说，是杭州历史源头久未破解的重要课题的最新石破天惊之揭晓。
二是新发现的美国福瑞尔馆藏西湖图古画中的宋代大石佛图像，让已经失传800多年的北宋弥勒大佛形象重现眼前，这是此弥勒大佛800多年历史中唯一图像的首次发现，非常珍贵重要。
三是对古画中弥勒大石佛像详考后，发现北宋“钱秦石宋大佛”是显佛身的弥勒如来造像，所处大石佛院是独特的半石窟建筑，即佛经中“毗卢遮那庄严藏大楼阁”，涉及佛像真容与宗教建筑内涵，是对大石佛像及所处建筑进行自古宋以后缺乏具象记载的空缺填补，并首次深入研究。
四是根据弥勒佛时代类型诸特征分析考证，发现大石佛院内东壁上布袋弥勒造像，不仅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布袋和尚弥勒佛造像，而且还是最早期的布袋和尚写真造像，非常珍贵难得，具有独一无二的布袋和尚弥勒佛源头研究的重要证据价值。
五是经诸多证据，层层分析，考证发现美国福瑞尔馆藏《西湖图》为南宋院画。这不仅是为一幅古画断代，更重要的是，可以确定这幅以刻画细节见长的古画卷，是较详细地展现了南宋时代的西湖真实面貌，给大石佛、大佛寺以及图中所涉及到的所有景物，都带来无可估量的重要作用与研究价值。
毫无疑问，这是一系列十分重要而珍贵的重大发现！一幅画、一块奇石，竟然引出如此令人惊叹的五大重要考证发现，真是太不可思议了！此足以说明大佛寺文物遗迹群的底蕴之丰厚，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最大估量！
一、从“橛头”到“钱唐”——杭州重要源头之考证发现
在杭州宝石山南麓有一块非常古老的巨大奇石，可称之为“杭州最古老宝贝”。此石之奇，不在于天然形状，而在于奇特历史！它最初是一块兀然凸起的连山巨石，原始时代有否被杭州史前人崇拜过或待详考，然民间一直相传此是秦始皇到杭时用以缆船之石。
当时西湖还是海湾，迤东南一片汪洋，此石正好是湾岸水边一巨大天然石桩，故势必早成古人缆船之石。《越绝书第十》记：“秦始皇帝，以其三十七年东游之会稽，道度牛渚，奏东安、丹阳、溧阳、鄣故、余杭、轲亭，南，东奏槿头，道度诸暨、大越。以正月甲戌到大越，留舍都亭。①”此述秦始皇公元前210年去会稽祭大禹，沿江而下，南渡到牛渚（今采石矶），又次第登陆东安、丹阳、溧阳、鄣故（长兴西南），然后沿苕溪到达余杭，再转轲亭（从路线位置及语音考，“轲亭”应即皋亭，“轲”，越语读若guo，与“皋”一音之转。而今半山皋亭一带曾有不少战国墓出土，著名的国宝级文物战国水晶杯就发现于此，可知此地当时已是富郡，并且当地有秦始皇船过皋亭时正好遇到当地民众在祭防风的传说，可证秦始皇当年东巡是路经皋亭的），然后往南（其时杭州老城区还在一片汪洋中），从东登陆槿头，接着渡江到诸暨，再到大越（绍兴）。
又《史记?秦始皇本纪》亦记：“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游……十一月，行至云梦，望祀虞舜于九疑山。浮江下，观籍柯，渡海渚。过丹阳，至钱唐，临浙江，水波恶，乃西百二十里从狭中渡。上会稽，祭大禹……”钱唐，是文献记载中杭州最早地名，始见于此，公元前222年秦设钱唐县，属会稽郡。两条史料对比，可知“槿头”就是“钱唐”②，亦即槿头是当地土地名，而钱唐是秦官方记录地名。从语音学角度看，“槿头”与“钱唐”，在越语中读音非常接近，几乎一致，都读若“jian dou”，按地名学“名随其主”原则，当以本地“槿头”为准确。于是可以清楚，“钱唐”最初是秦官方对“槿头”这一土地名的记音，钱唐之名由此而来。
古钱唐旧址，最早见载南朝钱唐县令刘道真《钱唐记》中：“昔州境逼近海，县理灵隐山下，今馀址犹存。”后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曰：“浙江又东迳灵隐山。山在四山之中，有高崖洞穴，左右有石室三所（守敬按：《书钞》一百五十八引刘道真《钱塘记》：灵隐山北有石穴，傍入，行数十步，有水广丈余。昔有人采锺乳，见龙迹，闻穴里隆隆有声便出。《舆地纪胜》引《晏公类要》：有龙泓洞岩石室），又有孤石壁立，大三十围，其上开散，状似莲花。昔有道士，长往不归，或因以稽留为山号（会贞按：《环宇记》许由、葛洪皆隐此山，入去忘归，本号稽留山，今有寺）。山下有钱唐故县，浙江迳其南……县南江侧有明圣湖。父老传言，湖有金牛，古见之。神化不测，湖取名焉。③”
此二文所说之灵隐山，应该是指西湖北山。理由是：首先，从历代“钱塘门”位置及钱唐范围考，可确定最早“钱唐”就在以宝石山为中心地带；其次，“县南江侧有明圣湖”，更是明确了山在江及明圣湖（古西湖）之北，那么就是非北山莫属了；且文中“昔有道士长往不归”之山，是指葛岭，已有《环宇记》证之；而“有石室三所”，疑指栖霞、紫云、金鼓三大洞；及“灵隐山北有石穴”，疑指黄龙洞（这些洞宋志就有记载，北山是环西湖所有山中石穴最多的，目前已知就达八个之多，如还有银鼓、如意、蝙蝠、卧云等洞④，多穴之山往往是早期人类的聚居选择地，所以北山的人居历史或可追至万年前）。这些地理位置都一一相符，最重要的是“又有孤石壁立，大三十围，其上开散，状似莲花”，指的就是这块古老而巨大的奇石！“孤石壁立”，至今仍如此状；而“大三十围”，即此石的周长为三十手跨，一手跨约20厘米，则“三十围”约合6米，实测今大佛头部周长约5.5米，除去岁月的磨损与镌佛时凿去部分，尺寸基本相符，可知此石的早期面貌如此奇特不凡！
由是考之，“槿头”当为“橛头”之记音，“橛头”者，地上之桩也，可以想见古人久已在这巨大醒目的石桩上缆船上岸，遂逐渐呼为地名，这是地名由来中很常见的一种。如此，由“橛头”而“槿头”，而后演为“钱唐”，钱唐之名原来出自此石！这真是石破天惊之大揭秘！
钱唐，杭州可追之最古老地名，其由来，很古就已说不清楚了，故南朝《钱唐记》有汉华信“以钱买土筑塘而名钱塘⑤”的抵牾之说（秦已有钱唐，何劳后世再名？）。此外还有二说⑥：一说：“《淳祐志》释文云：唐者，途也。所以取途达浙江者；其地有钱氏居之，因以为名。”查《淳祐临安志》释文中无此文句，倒是《万历杭州府志》中有引此说而驳斥之。故明“释文”是指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唐，途也。”此释又源自《毛诗郑笺》：“唐，堂塗也。”《尔雅释宫》：“庙中路谓之唐，堂塗谓之陈（堂下至门径也）。”由此可见这一说太穿凿附会；一说：“《汉书》《晋书》地志皆曰：‘武林山，武林水所出。’阚骃曰：‘武林山出泉水，东入海。’所谓武林水、泉水，即今灵隐南北两涧所合之水。秦时西湖犹为大海之一湾，受潮汐之冲击。居民筑塘以捍之，故曰泉唐，王莽改曰泉亭县，仅改其一字也。”此说其实解释的是“泉亭”之名由来，而非钱唐。可见“钱唐之名出自此石”之说，真是学术上一大突破，打破了很久以来治杭州史者困顿在“钱唐”之名前无以追远的局面，给杭州源头研究开拓出一条可以通往更古老源头的探索之路。
钱唐故址所在，由上文考之，大致早期就在北山上，后来随着水退，逐渐移至山下坡地，至今环北山一带，房屋高楼还多建在坡上坡下。从葛岭曾出土过新石器时代石器及汉墓等，浙大内老和山发现大规模汉墓群及玉泉石壁山等地也有汉墓⑦看，北山一带很早就有人居，汉代时已成为相当繁荣的县城。关于钱唐故址，学界向来有四说⑧：一是今灵隐寺山说、二是西湖群山说、三是转塘说、四是半山说。其中一说是很早时的说法，没有依据，就是根据《钱唐记》中“灵隐山下”句，就简单认定灵隐寺是因山命名，所以灵隐山就在这里，故八十年代以前关注点都在灵隐寺一带，但一直没有考古证据出来。倒是八十年代中期浙江大学一带有大规模汉墓群等发现，学界有所省悟，明白此说与史载不符，且无考古支持，于是重新审视，才有后三说出来；其中二说与本文比较接近，但太笼统，范围太大，缺乏对原始记载的全面思考；三说的地理位置与记载根本对不起来，也得不到考古支持；四说不明白追踪的是“钱唐”，而不是考古发现杭州市区最早城市。半山皋亭存在先秦早期城市是很明确的，但肯定不会是钱唐，而是名皋亭或轲亭，所以《越绝书》中的轲亭就是皋亭。轲亭亦写作“柯亭”，汉蔡邕之著名“柯亭笛”即出于此，晋张骘《文士传》载此笛出地为吴“会稽高迁亭”，可知柯亭、高迁亭者，均皋亭也。王莽改钱唐为“泉亭”，其中之“亭”，或即指此，总之，皋亭肯定是杭州追源中的重要部分，但与钱唐故址无关。
钱唐之名由来，钱唐故址所在，一是学界向来关注而无解，一是争论不休至今未有定论的问题。如今竟缘此奇石轻易揭橥出来！呵，橥，就是栓物的木桩，“揭橥”一词用在这里是如此贴切！此石真是始有钱唐之见证钱唐之源头呀！
由此继续深入，在南宋古地图上此石西面山下标有“宝積山王庙”，称王而不称神，可知此山神来历颇古。積者，橛也！故宝積山原当为宝橛山，祀的就是此石！没错！万物有灵时代的典型崇拜！但随着“橛头”演为“钱唐”，“宝橛”换作“宝積”，对此石的原始崇拜也慢慢消解。唐陆羽《武林山记》载：“自钱塘门至秦王缆船石，俗呼西石头。⑨”即自秦皇缆船以后，此石又名为“秦王缆船石”了，换成帝王时代继续受崇拜的名称。然唐代民间呼此巨石，前缀不是“大”，却是“西”，西者，越语“仙”也，即“仙石头”之谓也！透露出原始崇拜痕迹的最后一缕民间模糊记忆。
如此不凡之石！又悠悠1300多年过去，在北宋宣和六年（1124年），这块巨石由僧人思净镌刻成了一尊巨大的弥勒佛半身石像，于是奇石自此又成为弥勒大石佛！
这样，此奇石便有了“钱唐源头石”、“秦皇缆船石”、“北宋大石佛”的三重身份，笔者综合名之为“钱秦石宋大佛”，以蕴含此奇石的三变历史与三重身份！此石之古老，在不可追之远，此大石佛的历史渊源与荷载，也就格外深远厚重而不同寻常了。本文为突出发现“宋大石佛图像”主题，暂时称为：北宋“钱秦石弥勒大佛”造像。
二、珍贵而重大发现——八百多年前著名大佛头惊现古画中
北宋“钱秦石弥勒大佛”问世以后，一直是声名远播的著名奇观盛景。南宋吴自牧《梦粱录》记曰：“断桥，桥里有梵宫，以石刻大佛金装，名曰‘大佛头’，正在秦皇缆舟石山上，游人争睹之。⑩”明杭人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大石佛，旧传为秦始皇缆船石，宋宣和中僧思净者，当儿时见之作念曰：‘异日出家，当镌此石为佛。’及长，为僧妙行寺，遂镌此石为佛像。饰以黄金，构殿覆之，遂名为大石佛院。元至元间（1276年后）院毁，佛像亦剥落。皇明永乐间，僧志琳重建，敕赐大佛禅寺。?”以后，此大石佛的泥塑金装屡毁屡复，最后一次损毁约距今100年前后。
800多年前名声遐迩的北宋大石佛究竟什么样？相信是其自元代毁后700多年来无数人的追念。可是宋代虽留下不少赞叙大佛头的诗文，但文字传达出的形象毕竟太空泛，无法予以准确定形，这方面的缺陷就需要有更具体的图形史料来弥补。正是由于认识到文字记载之不足，所以笔者在对“杭州大佛寺文物遗迹群研究项目”进行史料搜集整理时，十分重视非文字史料的搜集，尤其重视图形资料的特殊作用与意义。因此，大佛头的图像资料也一直是笔者在苦苦追寻的。
功夫不负有心人，天道酬勤，当这一项目进行半年时，笔者终于在《杭州城池暨西湖历史图说》一书的彩页?所刊载的一幅工笔写实古画中，发现了八百多年前宋代赫赫有名的大石佛之图像[见图一]，原来宋代的大石佛造像，是个大圆脸的弥勒佛半身头像。正如南宋甄龙友《临安北山大佛头颂》所形容的：“色如黄金，面如满月。尽大地人，只见一橛。”
所刊古画原是一幅山水画长卷，但登载书上的只是其中一局部图。非常幸运的是，所登载的局部图画面内容，由东往西刚好是南宋时的断桥、兜率寺、大石佛院、十三间楼楞严寺、水月园等景物，画面景象非常繁盛，八百多年前的北宋弥勒大石佛全貌，清清楚楚地展现在大石佛院内，很是令人惊讶与震撼！虽然由于原图经拍摄成照片，又印刷成书，许多细节部分已经模糊不清了，但仔细察看，还是能看清大石佛院中大佛头的基本装束与形象。
此书出版于2000年，相信在笔者发现之前，此局部图已有无数人看到过了，书作者及出版相关人员就更不用说了，但是没有人声称发现了此画中对杭州来说是非常珍贵而重要的图像——800多年前的北宋“钱秦石弥勒大佛”造像！这正说明发现此图像是非常不容易的。首先，要对此弥勒大佛的历史了解得清清楚楚，其次要对其所处环境方位知道得明明白白，再还有，要对此大佛造像有一个大致的概念与构想。唯具备此三者，才算是认识了此大佛，才不会视而无睹，因发现的前提是认识，没有不认识而能发现的。然仅仅认识还不够，还需要常记在心中，时时留意寻找，才会有此发现。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有了此珍贵画面，八百年前的大佛头就已经真实直观地展现于今人面前了；而这一失传已数百年的大佛头造象，籍此古画图像，也可以又一次“复活”了！这无疑是为杭州及杭州的佛教文化填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空白。而难能可贵的是，这还是目前所发现的八百年间大佛头造象的唯一图片，明代怎么样？清代怎么样？如今都还没有任何一点图片可以让人知晓领略，此图的珍贵及意义重大，由此亦可见点滴。
该局部图所在彩页中还有一幅简略的线示导图，及一段说明：“《西湖清趣》系绘画本长卷，图幅32.7×1657.3厘米，未著款绘画者及绘制时间，但卷首图题‘西湖清趣’四篆体字由明人程云南题写，卷末有清人厉鹗的‘跋’文。国内尚未见此长卷，现藏于美国华盛顿Freer艺术博物馆。此绘画长卷自钱塘门起，绕西湖一周，再回到钱塘门。此绘画起始有导图，功能如地图。现从该馆购回照片，收录在此，以供大家欣赏研究。”
在该书内文的“表10-5《82幅历代西湖全景图一览表》”中，书作者将此画名为《西湖清趣》，归入明代，但没有提供厉鹗的跋文内容。
华盛顿Freer艺术博物馆，即福瑞尔美术馆（The Freer Gallery of Art），与赛克勒博物馆（(The Arthur M. Sackler Gallery），合称“美国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National Museums of Asian Art）。属史密森学会(Smithsonian Institution)。福瑞尔美术馆的创建人Charles Lang Freer (1854–1919)是美国的早期亚洲艺术收藏者。
从16米多绘画长卷、绕西湖一周等说明文字，及已看到的局部画面，可以判断此画卷是环西湖全景的散点透视展开图，因现有资料还无其原画名，故本文暂时名之为《西湖繁胜全景图卷》，以便展开下面的论述。
三、钱秦石弥勒大佛分析及发现最早期布袋弥勒佛像
将钱秦石镌成弥勒大佛的北宋思净，当时是杭州北关门外妙行寺僧，据清《湖山便览》记载：“大佛寺，缆船石旁。旧有僧院，系周显德三年（956）钱氏建，琢二石佛，曰二尊殿。宋宣和初毁，以其地为副将廨舍。六年，有妙行寺僧思净，就石镌大佛半身．饰以黄金，重构殿覆之，移请兜率寺旧额为寺。?”可见大石佛院的前身是二尊殿，而弥勒大佛兜率寺的前身是原兜率院?。
弥勒佛或弥勒菩萨，是中文名称，为其梵姓Maitreya之音译，意译则为慈氏。其名为阿逸多，梵文为Ajita，意译为无能胜。弥勒信仰起源于印度，约于四世纪前传入我国。《高僧传》卷五记东晋道安（314－385）：“安每与弟子法遇等于弥勒前立誓，愿生兜率。”可知其时已有弥勒像传入。据佛经记述，弥勒出生于古印度波罗奈国一个婆罗门家庭，后随释迦牟尼出家。他于释迦入灭之前先行入灭，在兜率天内院与诸天演说佛法。要到释迦佛灭度后五十六亿六千万年时，才从兜率天宫下生人间，故又称“未来佛”。在《中阿含经·说本经》中记载了他出家后向释迦牟尼世尊发愿：在未来人寿八万岁时成佛，名弥勒如来。其得到世尊的授记，是佛教中所有传承所公认的次补释迦牟尼佛位的一生补处菩萨?。他在佛说《观弥勒上生兜率天经》之后第十二年圆寂，上生兜率天。《正法念处经·卷三》载：“在彼处居意分别城无漏乐菩萨坊巷。”弥勒菩萨在佛世时，僧团中的作略和观念即与声闻不同，受托在释迦牟尼世尊圆寂后护持教法，在后世祖述弥勒的佛教学派，主要为唯识学人和弥勒净土的发愿往生者。
弥勒的造像流传甚广，主要有三种形象类型，即显佛身的弥勒如来像、显天身的弥勒菩萨像和显化身的布袋和尚像。
显佛身的弥勒如来像，是下生成佛后的形象，根据《弥勒下生经》创作雕绘，与释迦佛像相近。基本形象为：着三衣、具佛形好；而姿态则垂足坐、结跏趺、站立等皆有。乐山大佛是具代表性的弥勒如来像，据钱正坤《中国巨型佛教雕塑》一文统计称：“中国的巨型佛像绝大多数都是弥勒造像，在16座20米以上的大佛中竟占了10座。”
显天身的弥勒菩萨像，表现了弥勒在上生兜率宫为诸天说法时的形象，这时的弥勒像是菩萨装束，着装有戴天冠、具化佛或塔型冠饰，及着天衣缨珞；姿态有交脚或垂足坐、坐天宝座、站立等类型。是根据《弥勒上生经》创作雕绘的；
显化身的布袋和尚像，是由中国明州的契此法师化身而来，自五代梁（907-923年）开始流行，后成为汉传佛教天王殿中表弥勒菩萨的固定造型样式，即大肚袒胸笑口常开的民间所称弥勒佛者。
《西湖繁盛全景图卷》中的“钱秦石弥勒大佛”造像，是一个大圆脸的显佛身的弥勒如来半身像，其衣着僧伽梨，具佛形好（顶髻），身量圆大，面向西湖。佛像上覆有开放式殿宇。这一造像，从整体形象与装束看，当属中国北方弥勒如来造像系统影响范畴；但在造形圆大的特征上，则明显是受到南方布袋和尚造像的主要特点影响，为中国的弥勒造像主流，是从弥勒如来像向布袋和尚像逐渐过渡的一个典型例证，很值得研究。
据宋《武林西湖高僧事略》记：“思净，钱塘喻氏子。好画阿弥陀佛，臻其妙，杨无为呼为喻弥陀，世因以称焉……师儿时游西湖多宝山，辄作念曰：‘异时当镌此石为佛。’后果为弥勒像。侍郎薛公问：‘弥勒见在天宫说法，凿石奚为？’师答曰：‘咄哉顽石头。全凭巧匠修。只今弥勒佛。莫待下生求。’⒃”释克勤则作《思净律师于西湖多宝墺区剜石作弥勒百尺像述偈赠之》：“百万斋才了正因，大缘倏举只逡巡。凿将玛瑙千方石，镌作龙华百尺身。三竺江山增秀丽，两湖风月愈清新。色声不动掭能事，可是僧中英特人。⒄”阿弥陀佛是北传佛法里的西方教主，从画阿弥陀佛像到镌弥勒大石佛，思净已将这样的经验历程清晰地留在这一作品中了。
有意思的是，就在这尊显佛身但又加入了布袋和尚大圆脸文化因素的弥勒造像东边，在原大石佛院内的东壁上，有尊目测通高约60厘米左右的布袋弥勒全身坐像摩崖石刻，其脸偏瘦，无笑容且略带愁戚状，肚子不是很大，身材也不胖，动作也不夸张，但已具备布袋和尚的标准衣着、坐姿、及袒胸露肚状态了。与飞来峰石窟中断代为南宋的布袋弥勒造像比较，此像古朴得多，显然是布袋弥勒造像的早期形态，十分贴近北宋初赞宁《宋高僧传》中布袋和尚最早记载：“形裁腲脮，蹙頞皤腹。⒅”而传北宋崔白所画，刻有“熙宁间，画公崔白示余布袋真仪，其笔清而尤古，妙乃过吴矣！元佑三年七月一日眉山苏轼记”题跋的河南辉县百泉布袋和尚像碑刻，其形象是双眼直视，嘴角向下，亦无笑容，心事重重的样子，所以之前被认为是布袋和尚最早图像⒆。但二者相比，河南的已是脸胖体圆，可见又迟一些。故大石佛院内布袋弥勒，大致可看到北宋早期乃至五代时。对照当地历史记载，五代曾“琢二石佛，曰二尊殿”，北宋初有“兜率院……太平兴国元年忠懿王所建⒇”，及“思净……移请兜率寺旧额为寺”等，可以确定至迟是北宋初造像。那么这不仅是我国现存最早一尊布袋弥勒佛造像，而且是布袋弥勒佛最早期写真造像之一，因此是非常重要的具有源头意义的新发现。
再看古画中“钱秦石弥勒大佛”，已是大圆脸了，即已采纳稍后时代的布袋弥勒像文化因素，故可确定时代比之偏后，符合记载中“北宋宣和六年僧思净镌此石为佛像”的时间。同时显示出汉地弥勒佛像向布袋和尚像靠近的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