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顺法师对“大乘教团起源”之考辨 清德 前言 “大乘是佛说”在中国与日本等大乘教区，本是不成问题的；但近代由于与南传佛教的接触，“大乘非佛说”又一度兴起。学者们的论究，都著重于大乘佛教思想的渊源，即主要是从大众部发展出来；但日本学者平川彰不以为然。平川彰在《初期大乘佛教之研究》中，对“大乘数团”的兴起，根据三种立论（一、佛塔非僧伽所有：二、部派间不能交往共住，大乘者也就不能与部派佛教者共住；三、初期大乘以“十善”为菩萨戒，十善只属在家戒等。）推想大乘与出家的部派佛教无关，就此而更进一步推定：大乘数团起源于非僧非俗的寺塔集团。 对此，印顺法师在《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序中肯定的说：“大乘佛法的渊源，大乘初期的开展情形，大乘是否佛说，在佛教发展史、思想史上，是一个互相关联的，根本而又重要的大问题” 。但对平川彰的“大乘教团起源”重视在家意义的解说，提出看法认为：在家众在大乘佛教的地位是毫无可疑的，但若真如平川彰所论证的，则初期的大乘数团，倒与现代日本式的佛教教团相近；这可能是平川彰的意识来源，此说法也会受到日本佛教界的欢迎。但平川彰所持的（与戒律、教团有关的）三种立论之正确性有待商榷，而在书中一一加以探讨。 一、初期大乘经的由来、传出与宏传者 欲探“大乘数团的起源”，须先知初期大乘经的由来、传出与宏传者。因数团源于教理思想，而教理思想的开展，是先由经典的宏传。对此印公在《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第十五章中有详细的说明。 （一）初期大乘经的由来。印公依各类大乘经中的叙述，归类初期大乘的由来三五：一、梦中得；二、诸天所传授；三、从他方佛闻；四、从三昧中见闻佛法；五、因念力、陀罗尼力而自现前。此中，第一属梦境，只有少数的一、二颂。第二属幻境。第三、四、五属定境，这也是最主要的一类；此类在非宗教者看来犹如幻觉，但在宗教领域是有相当的内容，与伪造不同。像这样经修持而呈现出自心，表现于文句而传出的大乘经，初期大乘者确信为“是佛所说”；但受到部份传统佛教的反对。为此，初期大乘者即倡书写、供养，以促进法门的流通；并采适应世俗的解说：大乘经是从藏在佛塔、龙宫中取得的（即早已有，而后才传入人间的）。 对于“大乘是否佛说”的问题，印公认为：没有必要，也没有结论。因这必先了解佛典的特性：释尊当时说法并无纪录，而是存于弟子心中，受持再以语言辗转传诵。“佛说”的取舍标准是依经、律、法，故“佛说”不能解为“佛亲口说”；已结集的也不等于佛说的一切，而是随时还会有新教说传出。至于一切佛法，都表那时代、地区、部派的佛教界共同心声，应以不同宗趣理解；如吉祥悦意的“世界悉檀”，破斥犹豫的“对治悉坛”，满足希求的“为人生善悉檀”，显扬真义的“第一义悉檀”；故有了义、不了义，如实、方便，曲应世俗或显扬真义之别。 （二）初期大乘经的传出。初是从部派佛教中倾向佛德、菩萨行的少数比丘（或重智、或重悲、或重信的）多方面传出而渐扩大的。此中虽也有在家者传出经法、读诵、解说，但此等在家者多偏重佛菩萨的信仰；而待大乘渐兴，出家菩萨多了，经典的传出与弘持，自落出家菩萨手中。但大乘经传出后，受到传统佛教的注意，认为不合佛法而指斥为“非佛所说”。菩萨比丘本共住于传统僧团中，因部派的排他性强，难免受到破坏槟出；为减少诤论，“不说人罪”是菩萨比丘特有的态度；且就初修行言，也怕因接触而受影响回入小乘，故菩萨比丘就与传统比丘保持距离不共住（此是“不愿共住”非“不能共住”，但平川彰却以为：菩萨比丘不能与声闻比丘共住；这是违反一切经所说的） 。而由于大乘经法不易为传统僧团所信受，故菩萨比丘就多为善男女说。此种柔忍专精为法的处世用心，自然得到同情；故初虽弘传不易，但终非传统佛教所能障碍而宏传开来。 （三）初期大乘的宏传者。印公根据龙树论所曾引述的，乃西晋竺法护所译出的三十部初期大乘经，得知宏传者多数是出家者，少数是在家者，也有所谓的“法师”。此乃因释尊时代，虽已有有智慧而能为出家众说法的在家弟子（如质多长者）；但佛灭后，因出家佛教的强化而少见了。大乘兴起，在家恢复佛教的原始地位；但在史传上纪录的，如非修出家法（离淫欲）如郁伽长者；即乘愿再来的大菩萨，如无垢贤女、离垢施女、转女身菩萨、维摩诘长者；华严“入法界品”的善知识，也都是法身大士的方便教化；故在家实际负起宏传之责的似乎还是不多。至于“法师”，此与纯正的“说法师”不同，而是指读诵、说法、书写者；因是从比丘法师演化到在家者，故通于在家出家。而此乃因般若法门的宏持有浅深二层：浅的重闻，深的重思修。由于甚深的般若，不易在固有数团开展，般若行者即利用六斋日展开通俗教化；起初由于菩萨比丘少，故有信心、理解明彻的且善于音声的善男女，以读诵解说出来协助教化而成为“法师”；但等到信受的善男女多了，影响固有教团使得“菩萨比丘”、“菩萨比丘法师”也多了，此时善男女又成为大乘的信众了；故知这在家的协助教化，是一般的摄化，非般若法门重在家。 二、关于佛塔为僧伽所有 平川彰根据早期佛教塔物由在家人经营，认为佛塔非僧伽所有，而属于经营塔寺的在家人。 对此，印公在《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的第二章第一节中有所说明。印顺法师说：“大乘佛法从部派佛教发展出来，要从阿育王以后的部派佛教的发展去理解，不宜依据早期情形（塔物由在家人经营），而误解比丘不得在塔中住宿，想像大乘教团为从僧伽以外，非僧非俗的佛塔集团中来。”他根据二点史实来证明（二）佛涅槃后，佛的“法身”（法与律）由出家众主持结集；“色身”火化后，由于造塔须物资与经费，故由在家众建造供养；传说初由八王平分，在交通要地造塔，以化导信众皈敬三宝。而由于佛弟子对佛的永恒怀念，佛世以如来为上首的“僧伽佛教”，渐转为“（如来）塔寺”为中心的佛教。但三宝为佛教的全体，西元前三世纪阿育王的造塔运动中，传说“起八万四千大寺，起塔八万四千”即僧住处就有舍利塔。且由《根有律》及《四分律》的告受戒比丘：“应当劝化作福治塔”可知为弘法的方便，使佛法更隆盛，造塔已渐由出家众主动推动。二；塔地与僧地是相连的，僧中“知僧事”（执事僧）有供养、为塔服务的义务；即塔之建造与塔的守护，是出家僧众之责；由此可知部派佛教时代，佛塔是从属于僧伽的。而由于佛教发展中，舍利塔越来越庄严，供养越来越丰富，僧众也为塔为僧而接受金银货币珍宝叹；但因律制“不准手捉”，故由净人或优婆塞代为分别存取，或经理生息旺。 由上故知，此种净人乃平川彰所谓的“非僧非俗的寺塔集团”。但印公认为寺塔、珍宝的主权是僧伽，净人只是代劳者。且如果说佛教中有“不僧不俗”者的事实存在，此指的是在家者敬慕出家行，而长期受八关斋，长住寺中，近僧而住者⑩。 三、关于部派间的交往共住 平川彰以“异住”为别部派之意，而认为部派与部派间不能交往共住；如此则初期大乘菩萨，也不能与部派教团来往共住，大乘就不可能从部派佛教中发展出来；故而构想出大乘教团有以经营寺塔而生活的在家人（不僧不俗的第三佛教者）发展出来的可能性。 对此，印公在《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第六章第三节中有所说明，他依早期的律制、后期的僧制及部派的少数事实来看，认为平川彰对部派时代的佛教界，推想为彼此间不可往来是严重的误解。因依律制，如受具足戒即成为全体（四方僧伽）的一员，无论到那里，半月半月的布萨日，都要与所在地的比丘和合同一布萨说戒。因此“共住”不限于当前界内的现前比丘，而是到处可与比丘共住的。而僧伽的分破（如律藏中拘赕弥比丘的诤论，瞻波比丘的非法羯磨）并不失比丘资格；彼此分部而住，各别布萨，只是为减少无谓诤论，并不失共住资格。至于部派初期虽有诤论，但分裂为十八部，主要是因地区、语言的各别发展，不一定有争斗的事实。有了部派的分立，当然以住自部寺院为主；但因事外出时，仍可与别部共住；甚至为了僧事、急事，也可与“异住比丘”共布萨，如《五分律》：“往斗诤比丘处布萨，往破僧比丘处布萨”。 对于部派间的“往来原则”，则可引用布萨与自态制度中说到的旧比丘与客比丘间的关系。即无论是共同布萨说戒，或物质的分配，部派时代的寺院，是不会拒绝客比丘的；布萨与安居等，客比丘要顺从旧比丘，这不能说是违犯戒律；物质的待遇，客比丘要差一些，这如临时来会者不能均分安居施一样，因那是短期来往，这也是事实所必然。又，有以为各部派（戒经）条数、处分不一，故异部中不能和合共住；对此印公认为（戒经）原本只一种，因传诵演化而异；以说一切有部的《十诵律》《根有律》为例，虽（戒经）条数、处分不一，但不因此成二部派而不互往来。 至于“不共住”的情形有三种：（一）犯“波罗夷”失去比丘身份，不能再过僧伽生活，则任何部派都不能接受此人共住。（二）犯“破僧”的比丘，虽褫夺终生共住权但仍不失比丘身份，如提婆达多，但这在教界是很少的；另一种如瞻波比丘的分为二部。 （三）“不见罪举罪”（不见槟） 、“不忏罪举罪”（不作槟） 、“恶邪见不舍举罪”（邪恶不除槟）等三种比丘，被僧伽羯磨后，则无定期褫夺共住权；但因仍具比丘身份，只要僧伽同意解除羯磨，则可恢复共住权。故印公认为：平川彰的误解可能因《十诵律》《五分律》等，把后二类的“不共住”解释为“异住”；平川彰以“异住”为“别部”，即不同部派不能共住。但事实上后二类的“异住比丘”，因不失比丘资格，设能如法而说，年岁（戒腊）又长，为了重法，清净比丘仍可向他顶礼，非不可往来。 四、关于大乘戒法 平川彰历举《般若》、《华严》及其他大乘经，论证初期大乘以“十善”为菩萨戒；中国佛教一向所说的菩萨“三聚净戒”，以七众律仪为菩萨的“摄律仪戒”（出于《解深密经》及《瑜伽师地论》），是中期大乘的后起说⑩。 印公认同此说，而对于初期大乘为何以十善为菩萨戒?在《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的第十四章第三节第一项“大乘戒学”中解释说：菩萨戒是通于在家出家，有佛无佛时代，也无分男女的善法；十善道符合此意义。初期大乘菩萨虽有重智、重信二流而以智证为主流，因不满论师、律师的繁琐名相与制度，而上追释尊早期修证的生活，即“四种清净”（十善的身、语、意清净，加正命清净）的出众生活；此是十善为菩萨戒的原始意义。而十善虽是菩萨戒，也通人天、二乘；但菩萨戒的重要内涵是菩提心、大悲心、般若无所得心。 对于的十善道，印公高足厚观法师在（《大智度论》中的十善道）中更整理出完整的数项内涵： 1十善道是总相戒，总摄一切戒法，举凡十个条文的“加行、根本、后起”等，一切皆纳入戒法之中。 2十善道是不恼众生的根本，其他律仪是不恼众生的远因缘。 3菩萨的戒法是尽未来际，其他律仪仅是一日一夜或尽形寿而已。 4即使如来未出世，仍有十善道；即有佛、无佛常有，故称为“主”或称为“旧戒”。而比丘戒等律仪，必须是有佛时代，且处于恶世，众生有犯罪因缘时，佛才会制定；故称为“客”或称为“新戒”。 5十善道是道德规范，属于性戒；不论在家、出家、受戒、不受戒，犯了就要受恶的果报。其他的律仪有的是生活规定等遮戒，只要如法忏悔，不一定会受后世果报。 6声闻戒重在身口；菩萨戒除身口外，更重视意业的清净，这才是真正的“尸罗波罗蜜”，否则只能称为“尸罗”而已。 又，平川彰在“大乘戒法”的论述过程中提及： （一）以十善的“离欲邪行”为在家的“不邪淫”；即强调在家者在初期大乘的主导地位。 （二）初期大乘初阶如般若、净土法门，从文证上虽可说是从出家声闻发展出来；但因没有受二百五十具足戒，所以出家是“沙门”而非“（声闻）比丘”；即表初期大乘与传统佛教的比丘无关。 （三）早期菩萨比丘以“十善”为戒，多过阿兰若、四圣种的精严生活，后来渐接受佛制比丘的“波罗提木叉律仪”；此间的差异是因掺杂了小乘佛教的数理 对以上三点印公在《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中有不同看法： （一）印公认为：在家有眷属、经济等问题，比出众生活繁杂不净，故初期大乘经都说到厌恶在家的不净生活；如以为初期大乘菩萨重在众生活，是与经说不符的。并列举如下数点，说明“十善”通于在家出家： 1对十善的“离淫欲”，《阿毗达摩集异门足论》有“离欲邪行”（在家的不邪淫）与“离非梵行”（出家的不淫）二说，可见十善通于出家。而《梵网经》的“离非梵行”，即只就出家戒说。 2初期大乘的兴起，即由于重法学派不满论师与律师的繁琐名相与制度，而上追释尊早期修证的“四种清净”的出众生活；此“四种清净”在《阿含经》中处处说到，而《阿含经》是以出家声闻为主，故十善不应仅限于在家戒。 3原始圣典《杂阿含经》说十善是“出法”、（度）“彼岸法”，“真实法”欧；《增支部》说：十善是“圣法”、“无漏法”、“圣道”、“应现证”；故十善通于无漏圣法。 4十善为印度旧有的道德项目，佛引用为世间出世间，在家出家，一切善戒的根本；即十善为尸罗（戒）的正体，其他一切戒善都依此而施设。 对于十善的同属于在家出家，厚观法师的（《大智度论》中的十善道）也说到：十善道是在家出家共学的法门，唯一的不同是在家不邪淫，出家众则是不淫；且《大智度论》更赞叹出家菩萨因具足无量戒律仪，比在家菩萨更能圆满具足尸罗波罗蜜! （二）印公认为“出家戒”的内容，包括生活规范、道德规范、团体规制；此中“生活规范”的演化是由最初的“四圣种”，而头陀行的“四依法”，而依法摄僧的“律仪行”；“道德规范”的演化也由最初的“四种清净”，而“正语、正业、正命”。初期大乘的出家菩萨，是采（初期）声闻比丘的戒法；即住四圣种，行四种清净；故不受二百五十戒，而只在理想、志愿、智慧方便上有所不同；至于“受具足”，只是准予加入僧团的意思。而从“受具足”的演变发展来看，佛初许五比丘在佛法中出家修学，说“善来”就是出家受具足；后来弟子们分散到各方度人出家，授三一皈依”也就是出家受具足；到出家众达千二百五十人以上时，佛才制“白四羯磨”为受具足。故从“善来受具足”到初制“白四羯磨受具足”，其间并没有二百五十戒，但仍是“受具足”比丘。至于“沙门”，乃一般出家者之通称；沙门、比丘原可互用；后来出家分为五众，比丘仅五众之一，为僧团核心代表；所以律藏多用“比丘”，而经藏多用“沙门”。初期大乘经属重法系，故沙门、比丘通用。 （三）印公认为：大乘从律制随宜（律重根本）的大众部中兴起，菩萨比丘取制戒以前的戒法，不重波罗提木叉律仪；这固然由于大乘的理想、平等主义，著重于内心的修证；也由于律制繁密多起诤论所起的反应。菩萨比丘在不拘小节精勤修证的风气中，在西元一、二世纪非常兴盛，经典也大量流传出来；但在发展中没有僧制，对宏扬大乘达永久来说是不够的，故终于回复到比丘“波罗提木叉律仪”的基础上，而在实行上多少加以通变。此乃因理解到流布人间的佛法，要达成正法久住，不能没有健全的组织（清净和合僧），将道德纳入律制的轨范；因有清净和乐的僧团，比那仅有道义维系而没有组织的僧众，对于佛法的宏传延续，确实是有效得多。而这从“大乘佛法”栘向教团的“大乘佛教”；正如原始佛教从“佛法”栘向僧伽的“佛教”一样；是由于事实的需要，而非小乘数理的折衷。 又，大乘出家菩萨自称住处为“塔”，而汉译经典中三寸”或三寸塔”“塔寺”等复合语，是大乘佛法主要的活动场所。平川彰经详密考辨，认为三寸”就是stupa “塔”的对译，而不是vihara“毗诃罗”（僧坊、精舍）与samsharama（僧伽蓝）。 对此，印公从二方面探讨：一、在中国，“寺”的本义是古代政教领袖的近侍；汉以来，三公所住称“府”，大卿所住称“寺”；佛寺即取法王家府廷的建筑形式。而“塔”从使用意义说有二：一是供佛舍利；一是以塔为主，附有住人的房舍；所以塔可译为寺，而寺不止于（供舍利）塔。汉以后“塔寺”的复合词普遍流行，文献中“寺”在中国教界始终是供佛、弘法、安僧的道场。二、在印度，寺院内有精舍、讲堂、佛塔；部派佛教以僧伽为中心，故称寺院为“僧伽蓝”。初期大乘以佛陀为中心，故称出家菩萨住处为“塔”；这是源于思想而来的。因佛涅槃后“佛不在僧中”，表超越僧伽的理想佛陀观，菩萨“不入僧数”成为初期大乘的共见；起初因出家菩萨少不能成立“菩萨僧”，虽在声闻僧中而自觉不属于僧，故自称住处为“塔”。此也因大乘主流的智证行者，多是个人住阿兰若不需团体组织；待大乘出家者多了，为了弘扬摄化要在近聚落住；有了自己的寺院即须共住制度（大乘律制因而渐兴），大乘比丘住处又称“僧伽蓝”了。所以从“塔”而又称“僧伽蓝”，表西元三、四世纪大乘发达，出家的大乘比丘又进入僧伽律制时代。 结语 对于“大乘数团”的起源，平川彰在《初期大乘佛教之研究》中，根据三种立论（一、佛塔非僧伽所有；二、部派间不能交往共住，大乘者也就不能与部派佛教者共住；三、初期大乘以“十善”为菩萨戒，十善只属在家戒等。）推想：大乘与出家的部派佛教无关；进而推定大乘数团起源于非僧非俗的寺塔集团。 印顺法师对平川彰所提三种立论之正确性，觉有待商榷；而在《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中一一加以探讨认为： 一、佛教的开展，是先由经典产生教法，再成立教团的。初期大乘经的由来，是初期大乘者经修持而呈现于自心，表现于文句而传出，且确信为“是佛所说”的。而初期大乘经的传出者与宏传者，多是出家菩萨。 二、在部派佛教时代，佛塔的营建管理权，已为僧伽所有；净人只是代劳者。如果说佛教中有所谓“非僧非俗”者的事实存在，此指的是长住寺中长期受八关斋的在家者。 三、部派间可交往共住，故菩萨比丘是可与传统声闻比丘共住的。但因大乘经不被传统佛教所认同，而被指斥为“非佛所说”；菩萨比丘为减少诤论，而不愿（非不能）与声闻比丘共住。至于“沙门”是一般出家者的通称，沙门、比丘原可互用。 四、在戒法上，菩萨比丘因不满律师、论师的繁琐名相与制度，而取法佛陀早期修证的“四种清净”的出众生活，以（通于在家出家的）“十善”为菩萨戒；虽不受二百五十戒，也是“受具足”（准予加入僧团之义）；此约在西元一、二世纪。后为使大乘佛法久住，必须建立和乐清净的僧团；于是菩萨比丘接受声闻比丘的律仪戒，故中期大乘以“三聚净戒”为菩萨戒；此约在西元三、四世纪。又菩萨比丘初多是个人住阿兰若，故取法佛陀，称住处为“塔”；后因有了寺院组织，住处又称“僧伽蓝”；如此纳入律制，是出家菩萨为使“大乘佛法”久住的事实需要，而非掺入小乘数理。 所以“大乘教团”的起源，并非与出家的部派佛教无关，更不是起源于非僧非俗的寺塔集团。 摘自《僧伽》第8卷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