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佛教业论的教育意义
◎徐燕玲 一、前言
雅利安人自五河流域东迁入恒河后，与当地原住民通婚，产生了不同的人种。其思想风格亦不拘泥于原本纯雅利安人种时之观念，有了自由、反婆罗门的学风。当时尚无统一之政权，大国统掌着小国，甚至吞并之。婆罗门恃宠而骄、教风每况愈下，刹帝利阶级深感不满，纷纷提出新思维。佛陀就在此时诞生、求道、成佛而说法，以挽救百家争鸣的乱象。而其业论，驳斥当时异说，去芜存菁，展现了救世的积极作用。本文先探究佛陀业论的真义及其在当时展现的特殊性，冀从正确认识世尊的业论中，来反观当今的教育，盼能获得一些启示。 二、起源与发展 业论思想起源何时，已难考证，然最早有文字记载者，首推《阿闼婆吠陀》。其提出，人不因行为消灭而一切归零，行为过后会留下潜在的势力，影响、束缚着人们，故须用咒文除罪。木村泰贤认为此种信仰早已存在，且为下层人民发展出来1。到了《梵书》时代，就明白提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且《梵书》中的再生思想，也引申出轮回的观念。而于《梵书》时代后期，业论与轮回结合，但只是片段的记载，迨至《奥义书》，理论才渐趋完整。
《奥义书》认为人因执着欢愉而有欲望，因欲望而有动机、意向，之后发展出行为，且依善恶行为而得善恶果报，轮转于天道、祖道、第三道中。如《布利哈陀阿兰若迦奥义书》云：“人依欲而成，因欲而有意向，因意向而有业，因业而有果。”此三道中，天道、祖道为善道，行善者往；第三道为恶道，行恶者往。轮回主体是一常住的自我，生生世世尝受自作业的苦乐果报。可见《奥义书》已透过精密的观察来探索业。
印度文明进入第三期2后，对于业有了更多样的看法，其中最有名的为六师外道。据《长阿含?沙门果经》：不兰迦叶认为杀生、偷盗、淫逸、妄语等无罪报，施与、利人亦无福报，彻底否定业的存在。末伽梨拘舍罗则是邪命外道的创始者，彻底的宿命论，否定意志力与修行，认为轮回的时间是预定好的，修行无法改变命运。阿耆多翅舍钦婆罗则为顺世论的先驱，认为人由地、水、火、风构成，死后一切回归四大，什么都不存在，不但否定业，也否定来世。另外婆浮陀伽旃那也认为人由地、水、火、风、苦、乐、生命七种元素构成，亦倾向于唯物论，否定因果报应。而散若毗罗离子则是不可知论者，认为世上一切真理及存在都不可断言。最后，尼乾子（耆那教创始者），认为业的确束缚着灵魂，若要消灭业，则需透过出家、苦行，舍一切欲望，以防新业流入。 三、特色
佛陀面对纷杂的业论，既不赞同宿命论者，也不采人死即无的断灭说法，更不同意藉由祭祀即可获福之迷信思想。其摒弃此类奇说异论，提出了看似平淡，却能矫除时弊的业论思想。其梗概及特色如下： 首先，佛陀肯定《奥义书》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其于《小业分别经》中，回答斯波学童对世间寿命、健康、容貌、智力、地位、财富等多有差异的疑惑时，提出业力相续的看法。认为杀生、凶恶者会短命或生恶趣，反之则长命或生善趣。故善恶果报皆由自己行善恶业而来。而于《大业分别经》进一步说明为何有人为恶却生善趣，主要是因之前或后来所作善业而先受报、死时有正见、或有成就受持等，而其所作恶业并非不受报，只是时机未到。
再者，业在表面上看来的确是束缚着人们，带来许多痛苦。但佛陀在真切观照苦因后，认为“我们过去的业，并不直接或客观地规定今生的苦乐，可是却会间接或主观地规制我们感受苦乐的状况”3。因苦乐并非是先我而客观存在的实有，“在业和苦乐之间夹着一个识（心）”4，此心就是我们离苦得乐的关键，故人们改善自己的努力是有意义的，被肯定的。佛陀肯定自由意志的力量，且极重意业，因它为动机之所在，也是身口行为表现的根柢。也唯有认可人具改善自我、提升自我的意志与能力，才能使绝望、沉溺物欲的人们，见到有可为的希望，这对当时的人无疑是一股沁心的清泉。 另外，佛陀业论的一大特色，即“无我论”。印度一般提及轮回，皆承认有一不变的自我，生生世世轮回，而业乃依附其上，但佛陀不采此说。佛陀认为业非附着于生命上，而是“生命继起的营造力”，它能“规定生命的方向，与生命活动的内容以及外形”5。木村泰贤认为佛陀可称为某种经验论者6，因他认为佛陀主张“人的生命活动为过去经验的累积”。不断造业，经验就不断积累，而造就人的性格。更由此性格牵引意志的走向，继续造新业，而有新经验或强化旧经验，再回头影响性格。如此，经验不断变化、新增，人也就无时无刻不在改变，故无一恒久不变的自体。由此观之，佛陀业说与其缘起思想息息相关。再者佛陀的无我论并非否定主体性的存在，其真义应是不要人们执着非我的东西7，佛陀仍是肯定一“能造业及荷担所造业的善于变化的心或称意识”8。 最后，原始佛教业论的另一特色即是展现踏实素朴的修行气息，佛陀并未也不愿高谈形而上问题。印顺导师在其《唯识学探源》云：“初期佛教的业力说重点在业力的必然受果、业力的差别，少提及业力的体性，怎样存在。”佛陀注重的是自我修行、自我实践，以达解脱，而非建构精奇的理论以炫人。其对症下药，拨弃当时纷扰的误人邪说，故能吸引有识之士青睐，迅速发展为一大教团，也留给后人学习的典范。 四、教育意义 如今，纵身感官取乐、拜神祭鬼求改运获财与大谈前世今生沉迷算命者，所在多有。加以资讯传播的无远弗届，更助长许多错误意念的投射。结果，看似文明先进的科技社会，却聚集了一群缺乏自信与正确人生观的人们。今日虽与佛陀的时代相去甚远，但人心的沉溺似是自古皆然的，故佛陀业论的内涵，或可提供现代人一些自我教育或教育他人的方向。综合以上的讨论，大体可归纳出以下三点： 1、自由意志力量的增强 佛陀面对业而招感苦乐果报时，并不采听天由命的宿命心态。在其一生中遭遇国家灭亡、弟子背叛、在家人中伤及病魔缠身时，依然游走各地、积极说法，充分表现虽有苦果，却不被苦果所囿的态度。这强大力量的来源，就在于佛陀彻底地了解到人类意志力量的强大。相对于现今人们轻言自杀，或深感无力改革而随波逐流、闷闷不乐的孱弱心智，无疑是一大对比。
佛陀虽言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丝毫不爽，但更强调行与果报之间的心识，此心识力量是可以锻炼、可塑性强的。只有体认到这一点，才可在处处是局限的现代社会中，觅得一安心之所。也才能从这安心之所源源不绝地释出爱心、温暖与慈悲而不疲惫。否则遇到一点困难，便求神问卜，那如何成为一位坚强的教育者！坚强不是外表形似硬汉，或如告子所言的不动心而已，坚强是确知自己即是力量，自己就有力量，而且不会枯竭、柔软、温和而不暴力的。我们应好好锻炼培养此一自由意志才是。
虽然意志力量的强大是被肯定的，但善恶果报的法则亦不容破坏，故已实现的果报，如：家庭背景、出生国、容貌、甚至老死等，佛陀并不希望人们太过沮丧或极力去改变。真正需努力改善的应是意识的内涵，因为它是生死轮回的根本，且由薰习而成，故可由薰习改之。教育的大方向应着手于心灵意识的陶冶，尤其应注意资讯内容之优劣，减少暴力色情的刊物、网路、电视等，塑造一优雅的学习环境。只有灭除意识的不断受污染，才能使健康思想有机会萌芽茁壮，否则负面的意念到处流窜，如何保护自己、及教育他人呢！ 2、“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自我塑建 佛陀并未积极地强调轮回，只是在对一般大众说法时，随顺世俗地提及。其面对业报时，采取的是不回避、不执着、不凝滞的态度。认为唯有把握当下的自我修持，努力精进才是首要之务。就如《箭喻经》中的比喻：一位被箭射中的人，当务之急是对症下药，赶快医治，而非询问箭的来龙去脉，延误了就诊时机。故当下的努力精进是迈向解脱的一大关键。因为只有如此，才有自我改造的契机，也才能摆脱因业报而间接感到的苦果。
佛陀业说是与缘起法紧密结合的。事事时时皆有不同的因缘，或起或灭，永无止息。而众生也在每一瞬间不停地造身、口、意业，若不分分秒秒谨言慎行，果报恐不堪设想。故曰：“菩萨畏因，众生畏果。”但从另一方面来看，每一刻也都是一个因缘新生的自我，那是自我改造的契机，若能用一颗无挂碍、无染污的心来面对、观照每一步，不断精进，那每一秒都是善的新生，也每一秒都是恶的死亡。不被过去已发生的业果拘泥、牵绊，也不贪求执着未来的虚荣、财富，只有时时刻刻用这样的心情来警醒自己当下散发好的意念，并教育他人，才能慧剑斩恶习，进而超越泥淖，蜕化为出尘的莲花。 3、踏实素朴的精神营造 现代社会工商业发达、科技一日千里，故而物质丰盛。在人心求新求变的要求下，各项事物变得绚丽夺目、汰旧换新率高。大家在耳濡目染中，开始懂得包装、推销自己。外表光鲜亮丽，口若悬河地大谈人生哲学、教育理念、政治伦常等议题，但真正不好高骛远，踏实执行者，恐怕寥寥无几。社会给了群众大量负面的教材，让许多人妄想一夕成名、一夜致富，凡事讲求速成，殊不知精神的革新是不能速成的，更何况是追求彻底解脱者呢！速食文化麻痹了人们的心智，而资讯交通的发达虽使人见闻广阔，却也削弱了笃实纯真的一面，故佛陀踏实稳健的作风值得提倡。唯有纯良之风再起，社会安宁才有希望，教育工作也才能事半功倍。但纯良之风须靠意念的改造，而意念改造的成功与否端赖坚强自由意志的觉醒。故佛陀业论所展现的这三种意义是环环相扣、缺一不可的！ 五、结论
教育自己是艰难的工程，而教育他人更是充满挑战。众生品类繁多，皆自无始以来薰习而成，其个性、人格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故其性难改。面对这样的困境，唯有深切了悟到佛陀业说的真旨，才能以不竭的爱心、宽容、智慧与慈悲来循循善诱，而无厌倦、痛恶之心。且若能真正同理心地感受他们身不由己的行为，就不会偏喜伶俐聪明之人，而排斥、怒骂鲁钝众生，否则恐难得教化之功！
又不论教育自己或他人，不结恶缘是很重要的。每个人有其因缘果报，即使亲如子女，也不能替代。身为教育者应尊重其为独立的个体，教导他们自我负责，若短时内无法改善，也应避免因太过强求而反目相向。因为时机或许并未成熟，若执意造作，恐适得其反。佛陀因机说法的教育态度，值得效法！ 1高楠顺次郎、木村泰贤《印度哲学宗教史》，高观庐译（台北：商务印书馆，1975年），页225-226。
2木村泰贤等人曾将印度文明发展定为三期：殖民于五河地方时代（第一期：纪元前1500至1000年）、移住恒河地方时代（第二期：纪元前1000至500年）、开拓南隅时代（第三期：纪元前五、六世纪）。
3 舟桥一哉《业的研究》，余万居译（台北：法尔出版社，1993年），页21-22。
4同注3，页22。
5 达和《一九八一年佛学研究论文集．原始佛教的业报思想》，页336。
6 木村泰贤《原始佛教思想论》，欧阳瀚存译（台北：商务印书馆，1993年），页143。
7 黄俊威《无我与轮回》（中坜：圆光出版社，1995年），页11。
8同注5，页338。
